接上28楼。一顶头遇见一个护士，她说：“你是莫先生的家属吧？他在32号床。”我走进病房，牛女士在轻声哭泣，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正在给莫先生做心脏按压。我看见莫先生一动不动的躺在病床上，嘴里插着管子，身上有心电监护仪的导线。我愣住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瞬间，我甚至觉得像一个梦：莫先生在做最后的抢救，而我站在旁边，呆若木鸡。医生摇摇头说：“已经抢救30分钟，节哀顺变吧。”护士还在做最后的努力，我看见她给莫先生打了一支强心针，但莫先生没有丝毫的反应。

医生和护士取下各种管子和仪器，一言不发的走出病房。牛女士开始放声哭泣，我抱着牛女士，感到哽咽，但我真的没有流眼泪。医生重新回来说：“来一个家属来办死亡证明。”牛女士揩着眼泪跟去，我独自和莫先生待在凌晨寂静的病房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上次割腕住院就在这间病房！28楼，32床，我的床上面有一个牵引架。现在，莫先生就躺在我去年住院病床的旁边，我记得那次住院，我旁边是一个闹腾的80多岁老太太。老太太已经不见影踪，换成莫先生躺在我的面前，生离死别。

莫先生去世之前，是否经历痛苦，我没有见到。但我看见地下垃圾筐里有很多带血的卫生纸，甚至连莫先生嘴角和手上都沾着血迹。刚才医生已经解释过：莫先生是肺部动脉破裂，大出血走的。我觉得莫先生走的时候一定是有痛苦的，虽然这种痛苦可能很短暂。也许，这是冥冥中的安排：有的人在睡梦中离开，有的人在医院里咯血。谁能解释，谁能申辩，我们只能接受，别无他法。

我拿过一张干净毛巾，沾湿水，轻轻给莫先生擦身体。我一点一点的把莫先生的嘴角，额头，颈部和手上的血迹都擦干净。我的动作很轻，我害怕弄痛莫先生，虽然莫先生已经不会再有痛觉，但我还是不忍心让他觉得难受。我觉得这像是早就安排好的一个仪式，安静的医院，孤独的病房，只有父子两个人，虽然阴阳相隔，却坦诚相见。我突然有种自豪感，莫先生最后一个澡是我给他洗的，这个任务是上天安排给我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。就好像莫先生在我小时候，把我架在他脖子上，骑马马肩。在莫先生的脖子上，我突然变得异常高大，我眯着眼觑旁边走过的路人。我可能还不到一米高，但在莫先生的“抬举”下，我俯视众生。现在，换了个位置，莫先生躺平在我的面前，而我仍然那么高大。但我不敢“蔑视”莫先生，莫先生是我的爸爸，蔑视他等于蔑视我自己。

我想起，小时候，莫先生带我去亲戚家。我是羞怯的，我害怕陌生人，我不习惯热闹的场合。每当遇到突兀的打扰，我都会往莫先生的背后钻。我拉着莫先生的手，躲在他身后，有的时候，甚至会抱莫先生的腿。莫先生就像一座山一样，替我挡住风雨，和他在一起，我感到安全和放心。这种对莫先生的依赖一直到我17，8岁才逐渐淡去，剩下的是童年的温馨记忆。我记得，莫先生有一次教我说：“kevin，蒜是好东西，吃蒜可以打毒，但吃多了，会口臭”。我朦胧的意识里，既不知道什么叫打毒，也不理解什么叫口臭。于是，莫先生干脆来个现身说法，他在蜂窝炉边上，烤两个大蒜。当着我的面吃了，然后，他说：“kevin，你闻，这就是吃蒜的味道。”莫先生张开嘴，蹲下让我闻，但我什么奇怪的味道也没有闻到。莫先生没有口臭，吃了大蒜也不臭，莫先生的口腔一直是干净清爽的。我笑起来，说：“爸爸，不臭啊，我觉得不臭。”莫先生有点郁闷，站起来，讪讪的笑了几下。

牛女士回来，我们俩一起给莫先生擦澡。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我最后一次碰触莫先生，我知道，等会殡仪馆的人来，我就再也见不到莫先生了。但我还是有点欣慰，莫先生最后的时刻，我是在的，不仅在，我还给莫先生“服务”了一次。很多儿子没有机会替死去的亲人擦澡，有的儿子甚至根本不愿意碰触死去的父亲。但我给莫先生做了最后的“美容”，莫先生在我的清洁下，干干净净有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从这一点说，我是欣慰的，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糟糕，糟糕到把冷漠和歧视送给自己故去的亲人。

丧葬公司的职员突然出现，他们像猎鹰闻见兔子的味道，三分钟就赶到现场。“家属来选寿衣，高档的，880一套；自己给亡者换，免费，我们换要给我们包红包。”职员像说口诀一样，说着他们每天重复的话。我和牛女士选了一套880的绸子寿衣，颜色很漂亮，有点拉风的感觉。本来，我和牛女士要给莫先生穿衣的，但职员又说：“亡者多少岁，就要数多少根腰带。不要数错了哦！”职员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数腰带，也不知道腰带要怎么安放在莫先生身上。牛女士说：“算了，让他们穿吧，包红包就包红包。”两个职员熟练的给莫先生穿上寿衣，在职员的操作下，莫先生像一个人体模特一样，换上新装。“两个人，一人230，红包总共460。”职员好像不经意的开始报价，我突然后悔为什么当年我没有进入殡葬行业，要不，早发财了。